西周初期，周公制定了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规范，其中尤以“嫡长子继承制”最为关键。这一制度虽然并非完美无缺，却有效地避免了王位继承过程中权力斗争的激烈消耗，为国家的稳定做出了贡献。在西周的初期至中期，嫡长子继承制一直被严格执行，但局面在西周中期发生了重大转变。当时，周懿王去世后，理应继位的太子姬燮并未继位配资家论坛，反而是周懿王的弟弟姬辟方，历史上称他为“周孝王”，意外登上了王位。
周孝王继位后，励精图治，一度扭转了西周的颓势，恢复了国家的活力与富强，堪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。然而，令人不解的是，周孝王去世后，王位终于传给了周懿王的亲生儿子姬燮。按照历史记载，周孝王的政绩本应被详细记录和颂扬，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却仅用简短的几句话带过：“懿王崩，共王弟辟方立，是为孝王。孝王崩，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，是为夷王。”如此简略的记载让人不禁疑惑：为何史书对一位如此出色的君王如此轻描淡写？
周孝王为何能够逆袭篡位？在西周初期，嫡长子继承制已深入人心，宗法制度也非常严密。为何姬辟方能够突破祖制，最终继位呢？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。一个朝代往往在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后，进入衰落期，西周也不例外。根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的记载，懿王执政时，王室衰败，社会动荡，诗人们纷纷创作讽刺诗篇。《考古学》也通过出土的青铜铭文，揭示了周懿王时期礼仪的松懈和不规范。例如，《訇簋》铭文中提到，诸侯朝拜时没有详细的礼仪过程，显然与以往的隆重仪式相去甚远，甚至王室内的册命仪式也有所简化，周懿王在这方面的做法显然令一些大臣不满。更严重的是，周懿王因为西戎的侵袭而迁都槐里，放弃了原都镐京，导致了王朝的尊严和统治者的权威严重受损。这种决定让不少大臣感到愤怒，认为这是对王室权威的损害。
展开剩余63%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姬辟方逐渐积蓄力量，谋划着取而代之。而“竹书纪年”记载中提到，懿王在治国理政方面出现了混乱，指令迟滞，甚至连一些地方官员也无法完成其职责。诸侯们不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持中央，逐渐出现了离心力。在这种政权动荡的时刻，姬辟方登上了历史舞台，获得了更多支持，最终成为新的君主。“竹书纪年”中提到，“懿王之世，兴居无节，号令不时”，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剧了王朝内部的分裂，为姬辟方的继位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在西周的宗法体制下，虽然周孝王成功打破了传统的继位顺序，但他的能力与战略眼光同样不可忽视。周孝王在位期间，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调度，成功恢复了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。比如，他通过封善于养马的非子于秦国，为周朝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持，而秦国的兴起正是在周孝王时期奠定了基础。周孝王去世后，历史上称他为“孝王”，也正是对他卓越功绩的肯定。
但令人困惑的是，司马迁为何对周孝王的治国功绩几乎完全回避，只留下简单的“孝王立、孝王崩”来总结其一生呢？从史书的叙述风格来看，司马迁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，审视周朝的历史。儒家强调“周礼”，推崇嫡长子继承制，认为这种继承方式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。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，“巫蛊之祸”导致太子刘据之死，内部纷争不断，儒家思想开始强调传统和继承秩序，避免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发生。因此，司马迁可能出于这种历史背景的考虑，特意回避了周孝王的合法性问题，不想在史书中大肆宣扬其违反祖制的行为。
司马迁的做法，也可理解为他出于维护礼制与社会秩序的考虑，他并非有意贬低周孝王的历史地位，而是通过这种简略的记载，避免后代因效仿周孝王的“篡位”行为而产生混乱。虽然这一态度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，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或许显得过于保守。
总的来说，司马迁的史学态度显然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，他对“贤圣君主”和“暴虐昏君”做出了鲜明的对比。对于那些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君主，如文王、武王、成王等，他进行了深入的评价和肯定；而对于那些失德暴政的君王，如厉王、幽王，则则大加批判。通过这种对比，司马迁意在传达儒家主张“仁义兴邦”的政治理念。因此，司马迁对周孝王的轻描淡写，反映了当时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，而这种做法，未必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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